城市转型背景下的深圳小说节能

廖令鹏 青年诗人、作家、评论家，有诗集、散文集出版。

一、城市转型背景下深圳小说的多重叙事语境

1.机遇与挑战并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城市发展升级，必然催生一种新的城市文化变迁，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深圳的转型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社会文化大转型的时期，也是一个与世界文化碰撞、融合、重构的时期。历史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在转型时期和文化融合期，恰恰也是文化兴盛的时期。社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借助文学去思考与解答，深圳文学本身也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因此，处于这一关键时期的深圳小说创作，充满机遇与挑战。

2.新生事物和新新生活。深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特点之一就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提高第三产业如服务业、金融产业、新能源产业、互联产业、生物产业、文化产业的比重。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引导生产要素之一人更加关注与实践新的生产方式，如新领域的新生事物及其发展规律，新知识结构等等，从而导致人们的生活与生活方式发生一定的变化。随之而来的90后写作、白领文学、青春文学、校园文学、财经小说、小说、全媒体写作等全新概念，是深圳文学创作的一座丰富的宝藏。深圳文学不应回避新生事物，相反，它应该亲近、包容、拥抱新新事物与新新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先入为主，紧跟潮流，律动时代的美妙音乐。

电视薄到一定程度将难以做到优秀的声音效果.文化接力与给力。首先，从200 年开始，深圳提出“文化立市”战略方针，针对该时期深圳文学，政府以引进名家、提升质量、打造精品文学工程为目标，引进不少知名的专业作家，同时，推出一系列鼓励与扶持措施。此后几年，深圳文学发展迅猛，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得到较快发展。其次，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背景下，深圳的基层文学仍然稳步、增量生长。特别是打工文学，经过近三十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理论基础和创作群体。文学从来不是单纯发展，也不是自流发展，转型时期的文化如何接力，如何培养新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新时期的文化该如何给力？这些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转型时期前后深圳小说总体特征

（一）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人文性明显增强。

深圳小说历来注重反映底层社会生活和人的生存状态，社会转型发展时期，也是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时期。深圳的小说创作仍然延续现实主义创作，作家没有因转型发展的重重困难而缺席，以如椽大笔忠实地记录这个时代。作品紧贴现实，紧贴深圳这座现代国际大都市，反映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中各种社会现实与矛盾，关注城市人的存在境遇，展示民族灵魂。曹征路、南翔、吴君、孙向学、谢宏、丁力、吴亚丁、萧相风、卫鸦等深圳作家藉着对生活独到的理解力，对题材的深入挖掘，创作出艺术风格各异的优秀小说。

曹征路的小说《问苍茫》是一部宏大的现实主义题材力著。作品以厚重的现实感和多维立体的生活图景展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曲折的历史进程和新的劳资关系，评论界称其为“第一部用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解读《资本论》的小说”。继《深圳往事》之后，谢宏推出长篇小说《青梅竹马》，又一次纵身时代，以史诗性的笔触记录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年人在深圳的成长蜕变史，展现了一座城市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各种印记与多重伦理语境，深刻地揭示了都市生活中人们复杂的心理困境，表达深切的人文关怀。南翔立足于社会底层，怀抱深厚的人文关怀，他的多数小说作品从现实出发，以人文情怀为基调，以精湛的叙事手法，对社会转型中的无奈与困惑给予方方面面的冷静思考，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与。孙向学的长篇小说《仙儿堂》（《十月》2010年第4期），以深沉厚重的笔调、恢宏的历史视野、独特的文化观照，完成轰轰烈烈的革命背景之下深圳社会历史变迁的恢宏叙事，展现了20年代到50年代初中国南方乡村发展变迁的历史背景下两大家族经过 0多年的较量走向兴衰存亡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 0年来，深圳的发展高度融合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两百多年才走过的历史，也经历了经济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各种矛盾激化与消解，作为一名充满现实主义情怀的作者，吴亚丁“对当下都市人的内心生活过程与转变的真实揭示，对正处于开放时代人们的精神真相的深层探寻”。（汤奇云语）吴亚丁的小说是基于对深圳城市变革与文化演变的一种深刻认知。《出租之城》让我们既看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印记，同时也读到整整一个时代的人，在这座充满活力、希望与竞争的城市中遭遇的生存困境的缩影。吴君仍然充当时代的观察者与记录者，仍以一颗悲悯和同情之心，书写城市文明给底层人们带来的现实伤痛。她的小说揭示了转型时期新移民爱恨交织的内心冲突、生存的彷徨与无奈，反映都市底层人物的挣扎、无奈、卑微和悲惨的生活，揭开隐藏在繁荣都市中底层生活的龌龊图像。萧相风通过细致的观察、全面的思考和发自内心的体悟，把创作与自身生活结合起来描绘现实生活，但并非要置换现实生活，而是将真实的生活与个人多维的感知有效融合在非虚构叙事手法中，追求立体的现场感，试图创造另一种叙事权威（Narrative Authority）。《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人民文学》2010年第8期）以宏大的篇幅、饱满的 ，通过可以查询翻阅的词条全面真实地扫描了浩浩荡荡的南方工业生活长卷，以及作为现场目击者（Witness）与参与者（Participant）的充满酸甜苦辣的生活经历，给我们以极大的震撼和共鸣。卫鸦的小说从人的物质状态提升到精神状态，从人与物的现场转移到人的灵魂层面，改变了叙述的向度，使小说不仅具有活生生的现场感，同时带给我们深广的思考。

（二）新的价值参照体系

与十年前不同的是，身份认同的焦虑、边缘叙事的形式、都市生存的艰辛和观念蜕变的阵痛在转型时期深圳小说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新移民主动融入城市，积极改变主—客间身份标志，彰显个体价值，努力建立追求生活质量、权利自由和人生幸福的新价值参照体系，顺应了转型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演变。

钟二毛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重塑阳光积极的现代都市形象。他笔下的小说人物既有永不向生活低头，不向社会妥协，坚持个人信仰的摇滚歌手；又有敢于承担，在物性和人性之间做出源自内心真实抉择的都市现代年轻人。钟二毛试图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寻找现代青年人在城市精神追求中主—客关系的坐标。厚圃在小说试图建立地域空间参照体系，他的长篇小说《结发》与作者目前生活的城市深圳既相互区别，又有某种深层次的联系。在这部现实主义鸿篇巨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壮阔的情怀、历史的阔度、情节的跌宕和独特的民俗风情，可以感受到那种勇往直前、无所顾忌的冲劲和 ，一如深圳当年千千万万拓荒的孺子牛的精神写照。卫鸦的作品也拥有新的价值参照体系，新体系中的参数淡化物质、金钱、身份等世俗元素，强化了幸福、信仰、理想等人文元素，树立了人在社会中的积极主动性与参与性，以另一种角度看待深圳这座城市。《足下》（《百花洲》2010年第2期）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既然无法改变生活，那么是否还可以找到另外一种对待生活的方法，比如让自己去适应生活？庄昌平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价值获取方式寻找。他的小说《寻人启事》(《小说选刊》第11期)在深圳小说文本当中极为少见，可以说是一种现代都市中的“寻根文学”。繁华大都市中不少先富起来的人，通过原始积累的物质财富，他们衣食无忧、纵情享受，却缺乏生活斗志，方向迷惘，一度濒临堕落，这种社会现象在转型期的深圳较为普遍，小说警示生活中另类的缺失与寻找，由此而建立新的精神参照体系。

显然，深圳转型期深圳小说正悄悄形成不同的、崭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参照体系，为深圳小说注入新的活力，拥有了这样一些健康、积极、多元的参照体系，深圳小说就有了新的创作力量和人文美学。

（三）转型社会的多元文学叙事范畴

转型期深圳小说开辟了更多的叙事领域，题材多元化，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文化观照。李兰妮的《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糅合临床医学、心理实证分析、个人日记等元素，大胆深入抑郁症患者的精神世界，既是珍贵的研究资料，又是一部优秀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丁力以经济、财经、金融为题材的财经小说开创深圳经济城市的小说新风气，同时，他的婚姻题材作品《女人的战争》《离婚未遂》等，展现了现代都市微妙的婚姻关系和矛盾的伦理价值观念；杨争光的教育小说《少年张冲六章》则是展现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人们如何对待孩子教育的问题，小说质疑现代人的精神价值和人生理想，力图破解现代教育各种谜题与困境；陈秉安的《大逃港》虽是一篇报告文学，但不失为一部精彩的长篇非虚构小说，融合文献、史料、传说、野史、图像、口述等多种写作方法，记述1950年到1979年间一部跨度达 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大逃港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毕亮以一贯的风格和坚毅的创作精神书写留守现象，开辟了留守题材写作的广阔领域，对于研究乡村与城市、进城与留守、亲情与金钱、生存与生活都有一定意义；厚圃在《橱窗里的女人》中揭露了城市外来打工者的另一种生存状态，它不再是个体的生存感受，而是关系家庭这个更大、更复杂的群体。在他的都市小说中，还涉及了代孕、剩女、前妻、追债人等常为作家们遗漏或者忽视的题材，拓宽了文学的叙事范畴。[NextPage]

（四）作品中的矛盾冲突趋于多样化与白热化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将与旧产业和发展方式相冲突，必然出现种种新的问题与矛盾，比如城市化背景下人的不确定性发展、产业调整导致落后产业工人的生存焦虑、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心理抗争等等，反映在文学层面，就是变化的文学语境与对峙的思想矛盾。社会变化总是带来新的文学局面，催生新的文学变迁，文学创作者可能不断发问，试图剖析解决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深圳小说，其矛盾冲突趋于多样化与白热化。

深圳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发展过程中，各个阶层大量出现精神方面的疾病是巨大的阵痛和代价。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抑郁症源自于生活与工作的双重压力，源于道德与信仰的深刻考验，源于渺小的个体与庞大的物质世界间的紧张对峙，甚至是现实与虚无之间的矛盾。《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中为我们提供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何尝不是一份真实可靠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人文档案。

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并不像 0多年以前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简明单一，它变得复杂与残酷，源于一个人面对诱惑、多变、不确定的社会现实，常常变得迷茫，无所适从，从而打碎社会既定的道德规约，重新建立一套人生观与价值观。就像丁力笔下游走于大房东与二房东之间，用自己的全部包括爱情、婚姻、真心、亲情与龌龊的经济利益的交易的女人刘春天（见《房东》：《作品与争鸣》2011年第2期）。吴君在《岗厦14号》（《山花》2010年第10期）中塑造的在认同与被认同、失去与得到的矛盾中扮演一个滑稽可笑“两面派”和金钱的走狗的城市小市民，周思明归结为“完全丧失个人的自我”。这种被生活或者生存的名义阉割的精神样本巨大的人性矛盾和悖论，正是转型社会矛盾冲突的强烈表现。同样，吴亚丁的《我们的追逐》（《广州文艺》2010年第八期）也呈现了现代城市中的介于财富欲望与生活梦想的心灵挣扎以及由此造成的价值的迷失和自我毁灭的底层百姓。现实生活中疯狂物质性的渗透下，如何评判底层小人物的价值观念受混乱的社会现象、情欲诱惑、时尚享受、生活品质的影响而蜕变，汤奇云认为是个体生存的孤寂感与荒寒感彰显了我们当前都市物质繁荣所掩盖的精神文化危机的存在。卫鸦的《天籁之音》笔下的城市建筑工石岩在恶劣危险的现实环境中，听见千里之外的“天籁之音”，仿佛回归到美好的精神家园中。与其说这是回归，毋宁说这是一种对抗，这种对抗直接导致石岩的生命悲剧，展现当代都市中浩浩荡荡的底层生活和近乎于家园破碎、信仰崩裂的矛盾。

深圳社会转型时期新移民的精神状态衍生出新的样本，仍不可小觑。他们获得生存条件，却在空寂孤独中迷路了，他们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忍受孤独的煎熬，比原先更加彷徨不定，常常陷入存在的焦虑。徐东小说《 》（《大家》2010年第6期）中的主人公李更坦言“我有一种对一切人说话的冲动”，他极力想挣脱孤独，一次次做出令人惊诧之举，变得无比自我。他尝试与外界表达、体验、交流，他想证明自己的存在。他用一双 结成一个圈套，挂在树上，这个圈套正是“存在的圈套”徐东引领我们走进了一个庞大的精神迷宫之中，那儿交织着绝对孤独与相对存在的巨大矛盾。如果把这种矛盾放到深圳城市转型的大背景中，我们发现，城市和人彼此依存，互相存在，人的孤独就是城市的孤独，城市的孤独也就是人的孤独。

由此可见，深圳作家已经注意到转型时期的精神困惑与焦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深圳小说正不遗余力地发挥着追问现实、拷问灵魂的文学功能。

（五）青年小说创作整体崛起与少数突破

青年小说创作整体崛起是深圳小说独特现象，是年轻城市中应有的文学创作人文生态。深圳的人口结构年轻化、白领阶层庞大，他们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勇于表达生活体验，善于掌握新鲜事物，深圳丰富的文学创作资源与友好的交流氛围为青年作家提供创作平台。青年小说创作群体包括70~80年代的作家，他们处在创作的黄金时期，精力旺盛，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具备相对稳定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走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这些作家的崛起首先表现在全国知名专业杂志发表或出版的小说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引起广泛的关注。吴亚丁、吴君、厚圃、徐东、毕亮、萧相风、卫鸦、钟二毛、凌春杰、秦锦屏、俞莉、宋唯唯、阿北、庄昌平等作家都拥有数量不菲的小说的作品在全国各知名文学刊物发表，各种选刊与年选中入选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其次这些作家的创作旺盛，创作风格与审美追求各异，比如徐东对叙述美学的处理游刃有余，对小说具有独特的理解力，吴亚丁大开大阖的都市叙述，卫鸦细腻而丰富的笔触，凌春杰的朴实真诚，钟二毛的清新明快，毕亮扎实的人文功底和叙述分寸的把握，吴君圆润、饱满的底层写作与悲悯的女性写作，萧相风理性文本之上的先锋叙述等。再次，连续考察青年作家群体的创作，不难发现大部分人都不断尝试新的创作方式，试图取得创新与突破。徐东从西藏题材转移到新城市题材创作；吴君在小说创作之余，在多家报纸杂志开设随笔散文专栏，而且尝试编剧；厚圃不但在都市题材和潮汕题材中相互吸取营养，而且从书画中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萧相风蛰伏于传统写作的基础上尝试新的写作风格等等。

深圳青年小说创作整体崛起的同时，我们欣喜地发现，少数优秀作家脱颖而出，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突破重围，找到并发扬自己的小说创作美学，取得突破。

荣获第二届“岭南文学新实力十家”称号的厚圃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坚持母语写作，追摩潮汕历史人文风情，是岭南写作的生力军。同时，他的小说突破了都市文化的限制，多以深圳为背景，通过人生的悲欢离合展示了个体生命的灵与肉、爱情与欲望、伦理与意志的矛盾与困惑，在这些情感的曲曲折折中闪现人性的辉光。他努力抒写“看不见的城市”，一个隐匿着的城市。梳理这座城市的身世，包括深圳意识、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城中村和城中村改造、深港两地的生活、农村城市化进程等等。萧相风在长篇虚构文学领域取得突破，在《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之前，既有泛滥的打工文学、新都市文学，也有《打工词典》《马桥词典》等类似的题材样式，他没有拾前人牙慧落入文学俗套，以非虚构文学的创作方式，融合多种独特的思考与感悟，构成一部可以作为南方工业生活的标本集，是宏大的现实主义抒写。《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突破了作者自己和时人的创作套路，体现了作者求真务实的作风，凸显了作家面对现实的勇气和智慧。

深圳青年小说作家是深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城市软实力的提升，而该创作群体的整体崛起，为深圳小说奠定夯实的基础。

三、转型时期深圳小说困难重重

（一）小说现代性滞后于社会现代性

通俗地讲，现代性首先的标志是历史的转折，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从社会维度来说，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深圳经过 0年改革开放发展至城市转型时期，物质生活空前繁荣，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年轻群体崇尚青春、自我、自由文化精神，加之先进科技的运用，全媒体潮流的到来，人们实现文学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与多元化。转型时期的深圳不仅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且被誉为“设计之都”和“钢琴之都”，提倡文化立市，创意设计，全民阅读，现代性复杂而多变。但是，深圳小说没有呈现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性。

首先深圳小说一直缺乏史诗性的厚重作品，一些作家对深入生活、密切联系社会不够重视，对深圳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变化知之甚少，缺乏感同身受，因而无法掌握特区生活的脉搏，也无法深入了解城市人的真实心态，作品无论内容还是人物都显得苍白无力。纵然有一些反映重大题材的作品，但置于深圳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宏大的社会发展背景之下，显得薄弱，缺乏抒写的深度、宽度、广度，缺乏深沉、厚重、浓厚的人文气息；其次文学与社会现实脱节，形成虚假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特别是针对打工题材的文学作品，后继乏力，老套的打工故事充斥文本，语言粗粝，经不起玩味与推敲，作者依赖“伪现实”，对真正的现实缺乏理解力与感悟力；第三，文学作品中人性不够深刻和张扬，叙事单一化、平面化、公式化。文学即是人文，人性是文学永恒的焦点，而当下深圳文学特别是小说局限性较大，叙事美学有待提升，文学创作过于谨慎，缺乏探索创新的勇气。[NextPage]

（二）叙事危机：泛滥的故事和无力的文本

深圳转型时期文学面临的课题，与 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的本质是一样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回顾当年深圳小说创作，1990年，戴木胜在《特区文学》撰文指出“特区作品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不少作品停留在生活的表面，真正反映特区生活、能够引起人们心灵震撼的重头作品太少，更遑论全景式、史诗般反映特区生活的作品。”这个观点在今天深圳的小说创作中同样适用。

深圳小说面临故事与叙事的悖论。深圳作家从全国各地而来，既有童年的记忆经验，又有都市的生活体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参与都市建设，耳闻目睹城市的巨大变化，因此他们不缺乏故事，但这些故事只作为组成小说的机械构件，停留在运动关系的起承转合，作者止步于讲完某个故事，往往造成典型性不强，读者过目而忘，他们没有找到有效的叙述伦理，换句话说，关注故事本身多于故事的叙述方式，导致文本的无力。这是深圳小说的短板，也是青年小说作家要克服的尤为迫切的问题。

叙述技巧与叙事伦理的不成熟，是造成故事单薄的主要原因。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小说以其自己的言说方式和逻辑，一个接一个发现了存在的异质，它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深圳小说作家的叙事方式大同小异在“低库存”下，公式化严重，仿佛是从一个模板里套出来的。小说是以虚构的语言发现暗藏在普遍世界的真相和道德准则，小说家的理解力决定了作品的高度，缺乏深度理解力的小说始终是平庸的小说。深圳小说没有把故事的语境置于深圳乃到全国的显在与潜在的变化当中，没有从同质的现象中发现异质的东西，对人物或事件的剖析过于简单或急促，导致小说的发现力与理解力相对不足。可以说，转型期的深圳小说面临巨大的叙事危机。

（三）对转型发展时期的认知不够充分

深圳的产业升级催生了新生代工人，他们是上世纪90年代后第二代新生劳务工，家庭身份、教育程度、社会观和价值观、心理认同等都与第一代劳务工有很大的区别，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难题，同时也极富挑战性。

深圳城市更新进程中，新的未知的生活方式与旧的既定的生活方式必然产生偏差或落差；既得利益者的保守与未得利益者的激进斗争形成新的社会人文结构；作为城市的主人，必然面对城市归属感、自然人、社会人等复杂的心理关系演变……这也是文学创作面临重大的课题，是最为复杂的语境。

随着与港、澳、台地区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发达国家异质的新文化与深圳文化短兵相接，必然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多元化对话考验着深圳作家。

总之如前文所述，转型时期深圳面临多重叙事语境，社会变化巨大，诸多矛盾逐渐凸显，深圳小说虽然有一些反映，但总体看来，对转型发展时期的认知还不够充分。主要体现在：有些作家仍然沿袭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思路；有的人急于求成，眼光狭隘，局限于深圳区域内的文学标本，缺乏高远的情怀与抱负；面对转型时期复杂社会现象缺乏探索的勇气与信心，无从下笔；干脆置之不理，与现实割裂开来，玩弄西方写作技巧，钻进叙述的死胡同。 认为，深圳至今缺乏对社会变革具有深刻理解力的作品；缺乏反映深圳改革开放宏阔历程、千百万深圳人艰难拼搏的“宏大叙事”；特别缺乏颇具思想穿透力、震撼心灵、充满人文气息的时代扛鼎之作。

深圳城市转型发展，是改革开放之后又一次历史叙事的机遇，深圳小说应充分挖掘城市特质，深入社会现实，体验当下生活，以崇高的人文情怀和多元化的叙事维度，构建小说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相信深圳小说会出现横阖历史、感慰人心、无愧时代的优秀作品。

（：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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